造成个案困境的制度根源，在于我国人口计生立法体制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第十八条，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法定条件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。关于再婚生育二胎，《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第二十条设定的条件是:“再婚前生育子女合计不超过两个的，但不适用于复婚夫妻”；但《贵州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第三十四条则规定为:“一方生育过一个子女，另一方未生育过子女的。”很明显，后者严于前者。

 

　　本案中，究竟该适应哪个省的法规?目前我国对于省级法规冲突并无明确的解决机制，但根据2009年国务院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》第四条规定:流动人口计生工作由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政府共同负责，以现居住地政府为主。虽然这不是直接解决法规冲突的适用规则，但实践中一般由居住地政府部门依照居住地法规进行管辖。从法理分析，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适用于本行政区，一般不采取户籍属人管辖原则，所以理论上不太承认地方性法规存在适用冲突，新修订的立法法也没有提供明确的解决规则。

 

　　在再婚生育二胎问题上，地方性法规的不一致可能造成公民生育权利的不平等。尤其是“单独二胎”政策实施以来，各省对原有条例做了较为一致的修改，但对再婚生育二胎的规定并没有确立统一标准。

 

　　为避免地方性立法的不平等，需要在更高位阶的立法上尽可能统一标准。不妨以本案为契机，对再婚生育二胎的法定条件进行统一，因为这并不牵扯需要照顾多少地方性特点。从长远看，随着我国人口流动的常态化，省际间的法规冲突虽不会带来太多适用难题，但整体上容易造成国内法规的不协调。尤其在一些具有共性、涉及公民权利配置的规定上，还需要各省之间加强立法协作，从而促使地方性法规更加统一、和谐。